杨莹：诗人、作家。1964年生于西安，笔名安娃，英子，杨子。西安市作协副主席、政协陕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妇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5月26日，杨莹在自家卧室里。（记者张宏伟摄）

　   杨莹先后在《文化艺术报》任记者、《华商报》副刊《华商周末》主编等。主要著作有《杨莹小诗》、《风起雨飘》、《少妇集》、《品茗》、《纯真年代》、《秘密花园》、《花儿日记》、《台历边语》、《奔向光明》等。作品曾获得第二届冰心散文奖、全国青年短诗大奖赛二等奖、第十七届全国青年征文大赛二等奖、中国世纪大采风金奖、青海湖文学奖等、陕西儿童文学奖一等奖、西安文学奖等。作品被译为日、英、俄、韩等多国文字。

                          路遥激励杨莹题词

31年前，作家路遥写下柳青先生“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句话来激励她。

27年前，作家贾平凹形容她是“山林中有一种叫麝的小兽，全然是浸沉于自己的美丽和香气。”

9年前，作家陈忠实说“读过她的诗，很有诗味，一个年青女性敏感而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凝结而成的独立品相的诗句。”

　   她就是作家、诗人杨莹。

                              陈忠实题词勉励

当年西安市作协最小的会员　

2014年2月25日，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杨莹与作家贾平凹和和谷相遇，贾老师风趣地说：“我俩把你带进了一条不归路。”和谷老师说：“这真是条不归路，当年还是个少女呢。”贾平凹、和谷不仅是杨莹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也是她加入西安市作协的介绍人。

　   当年的少女，此时已是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出版了十余部诗集、散文集和小说。

1981年，17岁的杨莹还是西安市15中学高一的学生，偶然听同学说市文联刊物《长安》(《美文》的前身)的编辑、作家们在土门俱乐部办学习班，听课费总共只有2元钱，还可以得到全年的《长安》杂志，于是她跑回家给妈妈要了钱便去报了名。

　   学习班上，当年的青年作家贾平凹、和谷、子页都是讲课老师，《长安》杂志专门为学员开辟栏目。学员杨莹的诗就如同初夏的小荷露出了尖尖角，不仅被老师点评，还被推荐发表在《长安》、《延河》及东北的《作家》杂志。

1982年秋，杨莹进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如鱼得水的她已不满足于学校的文学社团活动，因为和忘年的诗友王式俭、艾路、王琰诗歌风格靠近“新月派”，皆喜爱徐志摩诗意，便成立了“新月诗社”，后改名为“菩提树诗社”，四人轮流担任社长。这样，四个世界合成一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仅仅因了一种共同的爱好，四人每隔两周聚一次，读各自的诗，谈各自的诗，交流感觉，交流诗坛信息。

“当时我几乎疯狂地写诗，每天的灵感如泉水般涌来，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混沌世界里。”杨莹说，当年整个社会上的文学气氛非常浓郁，四人的新月诗社更是如火如荼，大家聚会时都会把自己的新诗朗诵一遍，分别前还布置同题诗，月亮、石头、花花草草，都是题目。

　   在校就读期间，杨莹结识了著名作家路遥。也是这个时期，日本诗人、汉学家前川幸雄来西安访问，诗人田奇把新月诗社推荐给他，前川幸雄后来把四人的诗推荐发表在《福井新闻》，并选入他在日本出版的《西安的诗人》一书中。

当时杨莹21岁，西安市文联对此曾有篇报道，题目就是《最小会员作品越洋到日本》。

妹妹说“家里出了位作家”

　   杨莹右鬓角有四根白发，这四根白发已经伴随她40余年，友人们戏称这是她的慧根。

　   小时候的杨莹不爱吭声，到了3岁时还不太会说话，父母专门带了她去看医生，医生说：“一切正常，就是不爱说话罢了。”

4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母亲在厢房烧了热水，原本在正房里的杨莹一个人感觉害怕，就跑到厢房门帘外等着。母亲双手端了开水锅挑了竹帘打算出门，没想到也没有看到女儿就在竹帘外，惯性溅出的开水正好洒在杨莹的额头。杨妈妈心痛极了，以至于多年以后还专门写了文字表达愧疚。

　   虽说这是儿时的一场意外，可是当杨莹在文学上取得很大成绩之后，友人翻遍杨莹族谱也没有找到一丝文学基因，便断然确定她的聪慧和灵感正好就是母亲无意间碰巧一“烫”的结果：“这猛然间惊骇、剧痛、彻悟、通灵、提神的一烫，冥冥中恰好毫无征兆地激活了她那原本也许混沌着的‘慧根’，打开了她不同于族类的闪耀的灵气与‘文脉’，才使她变得如此大彻大悟和卓有成果。”

　   杨妈妈或许并不认可这样的结论，在她的记忆里，5岁的杨莹就喜欢写字画画。当年因为工作紧张，必须把小杨莹一个人留在家里，于是特意订了一个本子，让女儿写之前学会的“社会主义好”。下班回到家里，看到本子上整整齐齐写满了不说，另外的白纸上还画了锅、碗、瓢、盆和花花草草。

　   在杨莹小学时，一次自习课，刘老师忽然站在她身边大声地对着全班同学说：“看看你们都在干什么?再看看杨莹同学在干什么!”她高高举起杨莹桌上的字典说道：“她在抄写新华字典!”

　   高中时，语文老师郭晓丽让学生平日准备个笔记本，用来写《生活记实》练笔，杨莹不仅听老师话，而且思维敏感、文笔细腻，写了厚厚一本。而很多同学碰到作文就头疼，很少有人写。于是她便成了郭晓丽老师喜爱的少数学生之一。

　   杨莹的母亲回忆说，那阵子，杨莹每晚都去听课，听完了回来就学着写文章，每天家里的桌上、茶几、地上、床上和枕头下面到处都是纸片，她妹妹嘲笑她说“家里出了个作家”。有一天，杨莹丢了一张纸片，发了疯一样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问她是什么重要东西，她说“那是一去不复返的灵感”。从那以后，家里的纸片一律不动，哪怕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那些曾经记载“灵感”的纸片已不复存在，但妹妹顺口说出的“作家”早已成为现实。

　                           陈忠实遗像前潸然泪下

　   或许是天意或者也是巧合，杨莹启蒙在建国路小学，与后来的陕西省作协大院隔马路相望。多年后，入主陕西省作协担任主席的陈忠实在杨莹作品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写道：作家不同于其它行业的人的特殊一点，就是生有一根对文字特别敏感的神经。要保持这根父母给的神经的敏感性，有诸种因素，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是心灵和情感的纯洁。心灵、情感和精神如果被庸俗和贪欲浸漫，那根对文字敏感的先天性神经就渐渐变得迟钝，以至麻木，诗情泛不起来，文字也会缺失色彩和深度。

　   陈忠实先生所说“这根父母给的神经”和友人“烫出慧根”之说不谋而合。

5月5日，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殡仪馆举行，身穿黑衣的杨莹排在吊唁的队列中，手里拿着印有陈忠实照片的报纸暗自啜泣。

　   杨莹和陈忠实先生的相识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杨莹在《文化艺术报》做记者，陈忠实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因为报纸有个人物栏目，杨莹便穿着一件披肩式的毛衣去采访陈忠实。采访中陈忠实谈文学创作，谈人生经历，也拉起家常。让杨莹记忆深刻的是，陈忠实因为那件毛衣对时尚话题也产生了兴趣，于是从衣着谈到邓丽君，也谈到了咖啡，说自己也喜欢喝咖啡，在原上老屋用大茶缸熬咖啡喝，而且还不用放糖。

　   陈忠实曾撰文说，“我认识杨莹已有10余年了，起初知道她是位年青女诗人，颇为稀罕，在于女诗人太少。读过她的诗，很有诗味，一个年青女性敏感而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凝结而成的独立品相的诗句。近年来杨莹还在写着诗，看来诗性和诗情依旧敏感的漓情，确也难得。同时又写了大量的散文，我虽然只读过一些篇章，不及全部，印象却很明显，仍属对生活事象以及山水人物尤为敏感的文字，似乎是没有分行的诗，尤其是语言。”

2010年，杨莹与陕西文学院签约写小说，陈忠实写了一封贺信鼓励她说“期待读到你的诗性小说”;后来，杨莹开始画画，陈忠实看后特意写下“素净空灵，诗性禅意，精巧大气，疏朗高雅，绚烂静美。”表示鼓励。

做一个优雅的长安女子

“一个蝴蝶翩翩地飞

飞到一个少女的书桌上，变成了诗

少女十八次地变，变成了一枝花

被插进了一个男孩的小瓶

从五月到十月走不完的鹊路

一夜间读尽了李清照的“绿肥红瘦”

　   这是贾平凹先生在1989年参加杨莹婚礼时，随手写下的一首小诗。

27年过去了，杨莹的女儿也嫁做人妇。在女儿的婚礼上，作为母亲的杨莹除了祝福，还对两个孩子说：夫妻之间，你觉得道理能够讲通时，你就讲，对方能够接受你的道理时，你就讲道理，讲不通时就别讲，只让对方觉得自己在爱着对方、在乎对方就够了，因为夫妻之间，往往没什么道理可讲，有时候，只要对方需要，只要对方高兴，只要对方觉得心里舒服，那就是道理。那么，所谓的是非观点，暂时不要究个分明。很多时候，我们人类往往由于自己的自作聪明，在本来可以生活得更幸福的时候却自寻烦恼。

　   此时的杨莹已届“知天命”，明白了什么时候应该妥协。

　   但在文学的道路上，她依旧执着。在完成《杨莹小诗》、《风起雨飘》、《少妇集》、《品茗》、《纯真年代》、《秘密花园》、《花儿日记》、《台历边语》等系列诗歌或散文集后，以陕军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奔向光明》也博得好评。

　   在取得文学成就的同时，她在一些场合被称为“美女作家”，对此她的观点是，虚荣心是害人的，那些男人们是在不动声色地利用着女人的虚荣心。她始终客气地婉拒着这种美称，哪怕对方内心饱含着十二分的真诚与美意。

调研支持文学艺术团体发展

　   自从担任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后，她便致力于做一些沙龙普及，欣赏诗歌，写诗，朗诵诗。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陕西女子诗社的活动中，她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做一个优雅的长安女子。

　   杨莹介绍，女人天生是诗性的，会以丰富的意象，以纯真的眼睛去看世界。陕西女子诗社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的是网站编辑，有的是杂志编辑，有的是影视公司编剧，还有人民警察，开始只有10多个，现在有上百人。这些热爱文字的女人们，在为人母之后，在柴米油盐的烦扰之外，找到了一种用艺术表达自己的方式，找到了一个让心灵舒展的空间，她们是幸运的。

　   杨莹出访俄罗斯时，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在俄罗斯，大多数人走出学校后仍不时地翻阅普希金的作品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以至于在幼儿园里，有的小朋友在回答“家里都有什么人”的问题时，竟说，“爸爸、妈妈、我，还有普希金”。由此可见，在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是多么的伟大。

　   杨莹说，我们国家盛唐时期也毫不逊色，在陕西，尤其是古长安，更是唐诗的故乡，李白、杜甫、王昌龄、白居易、杜牧、韦应物等大诗人在长安都有过经历，百姓人人都能作诗，喝完酒如未带钱，墙上题首诗就算饭钱，连跑堂的小二都会吟诗。

2012年夏荷季节在清水头

“我们需要一种声音，让诗歌插上翅膀。”杨莹说，2015年陕西省两会召开时，作为政协委员的她建议，由陕西省相关政府机构和协会出面承办西安国际诗歌节，诗歌节可以为每年一届或两年一届。

　   杨莹认为，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长安还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贸易之路，象征着古老文明的辉煌和梦想，它是文化交流之路，丝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散落在丝绸之路上的诗歌，难以计其数，陕西西安应当充分地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

　   触发杨莹这个动议的另一个缘由是，当年她在师大求学时，在一次中日诗人交流会上，日本人也三五成群吟唱俳句，现场只有霍松林教授能够用古调吟诗，传统的吟唱方式在我国正在失传。

(编辑 王暾 张妮)